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证和实现党和国家的良法善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各个诉讼环节。检察院内部是否存在从宽幅度指导表或详细意见，对于这种阶梯式从宽幅度的公正性是否有所怀疑？检察官H讲到，我院没有这种阶梯式的从宽幅度。

[4] 参见《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办法》第10条。截止到3月9日，已判决认罪认罚案件18件18人，量刑建议采纳率为100%，且无一人上诉，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017年5月，公诉科在江北区交巡警支队设立检察官办公室以来，共办理涉及危险驾驶、交通肇事案件5件，最快的案件办案周期缩短到1天。根据《试点工作办法》第10条的规定，被追诉人享有程序选择权。本文为高一飞教授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司法公开实施机制研究》（立项号14AFX013）、2014年度最高人民法院重大理论课题《司法领域公民知情权研究》（2014sp010）、2015年中国法学会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司法公开实施状况评估和建议》（CLS（2015）ZDZX10）的阶段性成果。

因为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价值判断，需要依靠专业的法律知识来辨别，与仅仅进行符合客观情况的事实判断是截然不同的。检察官面对势单力孤的被追诉人，从心理上就具有明显的优势，通常会利用其不了解案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律师帮助的状况，对其进行威胁、引诱和欺骗，迫使被追诉人接受某一未必公平的量刑方案。Legge， James，1877-1878，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1877， No. 3， pp. 147-158， 1878， No. 4， pp. 223-235， 1878， No. 5， pp. 299-310， 1878， No. 6， pp. 363-374. 萧公权，1982，《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在其实际运作中，古典正统长期与法律实用主义（以及现实主义）交织并存、拉锯。行政施法更可以见于党组织本身的双规制度，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下设置作为劳动纠纷诉讼前置条件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制度，以及国家直接通过《工伤保险条例》（2004年起实施）而介入工伤事件的裁定等诸多实例。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宇宙观则取自《易经》。WJP设定了八个主要要素来衡量全球主要国家的正义体系，并且比较重视其实际运作。

其导因归根到底乃是（韦伯所倡议的）法律体制的高度封闭化和专业化。他特别强调灾异，以为其表达了天对处于天人之际的皇帝的谴告。

清代的案例更证实，在非正规的民间调解以及正规的法庭断案之间，还形成了一个半正式的第三领域：由于纠纷一方提出控告而引起的更为积极的或再次调解中，当事人常会因县官对纠纷案件的初步反应和其后的陆续批示而达成某种协议，然后正式具呈撤诉。其中，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将皇帝置于天人之际，为的既是巩固皇帝的威权，也是借天来限制皇帝的权力（萧公权，1982：515-550）。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我们需要的不是那样的科学主义认识和建构，而是兼顾普适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的思维、研究与立法进路。

【关键词】 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律科学主义,民刑事正义,政与法, 新型中华法系 本文和作者新书的出发点是笔者1990年以来使用的实践历史研究概念和方法，用以探讨中国古代、近现代（尤其中华民国与解放区时期）以及现当代（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多年）的法律体系。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些错误的实例，包括之前论述的过度威权主义化和工具主义化——只讲究执法效率的——刑讯逼供，盲目模仿错误理解的西方恢复性正义理论而夸大了刑事调解的可能作用，以及不符实际地援用（西方）当事人主义举证程序于离婚法等。再则是过度形式化而无顾实质的问题。兼顾双方，追求其最优配合乃至超越两者，既是学术认知也是正义体系制定的明智选择。

到了近现代，今文经学派的这些思路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得到至为系统的表达。中国长期以来都没有完全纳入从西方引进的三权分立制度，其正义体系中的政与法一直紧密交织、缠结。

据此，提出新型中华法系的前瞻性设想。但是，由于西方大多缺乏像中国长期以来农村紧密人际关系的社区和在其中生成的调解体系，WJP一直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国的非正式调解制度。

譬如，美国法律近年来广泛过度形式化地使用三振出局的条文，不合理地严重惩罚下层社会的轻罪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和贫穷群体。阐释其与来自西方的形式主义主流的不同，由此来勾勒一个实质理性的正义体系传统。如此的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教训，既是主导（模仿美国关乎农业的）立法思想上的错误，也是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和过分依赖行政权力的错误。（黄宗智，2014增订版）这是本文和新书《中国的法律体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出发点（新书因此也可以视作笔者关于法律体系研究的第四卷）。最后是政与法交织的党国体制，以及其如何长期结合的可能方案，倡议把党章确立为中国的非正式实质宪法，借此进一步明确共产党自我设定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历史使命。同时，笔者提倡，需要更为明确地区分不同道德理念的不同适用程度，如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黄金规则，和有限度的只适用于农村或个别地方的道德理念或惯习，以及不符合如此准则的恶法。

其实，瞿同祖在其论证法律的儒家化的过程中，虽然特别突出了源自儒家的尊卑等级之分，但在其著作的最后部分，也提到了董仲舒的阳者，天之德也。《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重要文件》，1953，北京：人民出版社。

儒家的义与利划分则自始便已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批评，可以说一言点到其中的致命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主要的潮流新制度经济学提倡的是，凭借人人自我逐利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因此而特别强调稳定的私有产权，认为那样才有可能激励人们的创业而推动经济发展，并美其言曰，如此才能造福全社会。

那样，才可能真正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束缚，建立中国式的、真正现代的、可长期持续的新型中华法系。说明长期以来实用道德主义在中国古今正义体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作者简介】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Philip C. C. Hu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未来的道路需要从两者的实际并存出发，不仅要追求其逐步磨合，更要探索其融合与超越的道路。中国法律体系的思维方式可以称作一个从经验到概括再返回到经验的思维方式，与现代西方的从抽象到经验再到抽象的思维迥然不同。笔者在纳入新书的文章中论证，中国现当代法律长期类似地在西方引进的法律和中国自身的传统，包括古代和革命传统，亦即组成今天的法律体系的三大传统之拉锯之下运作。

用于法学，实践历史概念的核心是认为法律不可仅凭理论、条文、思想史或制度史来认识，必须同时看到其实践才能认识到其真正含义以及对人民的影响。实用理性与道德理念双维的结合，乃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

所突出的是一个融合和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路。这是一个由错误的立法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实例，导致了大量的伪空和虚合作社的兴起，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的权益和农村的重建都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

举其要者，首先是律师和法庭费用高得离谱，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民所能肩负的程度——这是韦伯早已经观察到的问题。这个差别在今天仍然可以清楚地见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高度形式主义化法律如今所显示的诸多弱点。固然，董仲舒非常有意识地要为汉代皇朝建立一统天下的统治意识形态。同时，它一贯强调要紧密连接法则与具体事实情况，寓抽象法理于具体实例，与现代西方传统（尤其是大陆法系）所强调的，把法理和法律条文从实例之中抽离出来成为纯粹抽象的、普适的法律思维截然不同。他在严峻的法家的治理体系和法律之上，纳入、贯穿儒家的道德理念，特别是仁政与德治，借以补法家之不足，要求在严厉的制度之中，添加和贯穿仁慈、温和的道德理念。

笔者不仅从立法的角度，也从学术研究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对比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大法律思维方式，并建议同时借用两者，由其相互作用、融合以及创新来超越单一方的局限和偏颇，借此来形成未来的新型中华法系。笔者正是出于对儒家和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如此的理解，来设想中国正义体系今后的走向。

这是一个要求综合中西的设想，也是一个要求适用于中国变迁中的实际的设想。如此的思想带有强烈的应时而变的历史感与改革倾向，故其家法包括把孔子认作圣之时者也。

在两者的并存和拉锯的大框架之下，来设想一个新型的中国正义体系。*本文是作者新书《中国的法律体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北京：法律出版社）导论的改写和其编后语，在此与该书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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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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